最近,广东省垃圾焚烧发电领域的龙头企业永兴股份在2025年财报里就提到,他们为了提高垃圾焚烧产能利用率,开辟了“第二战场”——把陈年垃圾挖出来再烧。财报披露,去年他们的综合产能利用率大约在90%,其中一个关键补充来源,就是挖出了广州市兴丰应急填埋场的存量垃圾,约160万吨。听起来很“反常识”:现代垃圾怎么还要回头去挖?但这背后,其实是整个行业的一种现实倒挂。
永兴股份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早在今年年初,深圳玉龙填埋场也开始开挖。这个填埋场建于1983年,深圳早期的生活垃圾填埋场之一;1997年停用,2005年底封场。看得见的地面早就“复绿”了,基本看不出下面埋了多少东西。但工程量非常大:据一些测算,垃圾体积约250万立方米,总量大概在410万吨量级。按计划,玉龙填埋场要在2026年9月份之前完成开挖。而深圳为什么要动几十年前的“老库”?理由并不复杂:一是拓展城市用地,把这里将来的“科技谷”建设提上日程;二是更直接——给垃圾焚烧厂“投喂”。
这两个目的放在一起,你就能理解行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焚烧厂缺的是“垃圾量”,城市又确实有土地和产业规划需要,所以有人选择“把地下存量换成上面能用的资源”。在垃圾焚烧厂看来,这当然是好消息:如果产线能开起来,利用率上去,收入也会更稳。
从全国多个城市的情况看,一些地方出现了“垃圾荒”。更准确地说,是焚烧产能跟不上垃圾产量的节奏。原因很现实:很多地区建设垃圾焚烧厂的速度,在某个阶段明显快于垃圾产生量的增长。早在大约二十年前,为了提升垃圾处理能力,政策层面就鼓励各地建设焚烧设施,甚至给到补贴与发电补贴。后来技术门槛也越做越高,排放标准越来越严,焚烧的“环境顾虑”逐渐被技术消化,于是资本也更愿意投进来。
数据会把这件事说明得更直白。根据公开资料口径,2005年全国垃圾焚烧厂只有67座;到2024年,城市与县城垃圾焚烧厂已经达到1129座,年焚烧量约2.68亿吨。但问题在于,利用率并不高。整体产能利用率大约只有63.22%左右,意味着很多地方的“装机容量”跑不满。有人据此推算,截至2024年,设计产能可能达到4.2亿吨,而每年生活垃圾处理大约在3.6亿吨左右;如果再考虑偏远地区运输成本太高,垃圾常常就地填埋而不是运去焚烧厂,就会让“垃圾焚烧厂不够用”的局面变得更尖锐。于是就出现了现实里你会听到的那种反馈:有些省市的利用率甚至低于60%。
对焚烧厂来说,利用率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钱少。这个赛道最典型的盈利模型,说白了并不复杂,主要靠三块:一是政府对处理量的补贴,通常按吨在50元到150元之间;垃圾烧得越多,补贴越多。二是并网发电收入,垃圾是燃料,燃烧得越充分,发电量越多。三是并网发电的补贴价,对小于某个上网电量区间的项目,会有更明确的电价补贴政策。换句话说,产线闲着不是成本最小的选择,而是会直接影响现金流。
更要命的是,一旦停炉,后续代价往往比大家想象的更大。焚烧炉长期在高温(大约850℃到1000℃)下运行,一旦停下来冷却,再次点火升温,温差和应力会对炉膛、锅炉、烟道的耐火材料和受热面造成损伤,耐火材料开裂、脱落、变形都可能出现。维修一次的成本可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种逻辑会逼着企业做出选择:不只是“想不想停”的问题,而是“停了就很难再稳定起来”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现实里有些企业宁愿多花钱去找垃圾,也不愿让炉子闲着。
于是就出现了更让人看着别扭的现象:抢垃圾。2025年湖南曾被通报过类似情况,两家垃圾焚烧厂为了抢垃圾,给物业公司支付每吨50元的“介绍费”,让物业优先把垃圾供应给他们。站在企业角度这可能是“保产能、保收益”;但在公众视角里,这就容易被理解成一种把“垃圾处理”变成了“资源争夺”的偏移。真正让人刺痛的,不是抢的行为本身,而是这种行为背后反映出的结构失衡——当机制只奖励“产能利用率”,就很容易诱发竞争甚至灰色操作。
回到最开始那句“垃圾焚烧不够用”。现在为什么反对声音少了?很多人记得以前建设焚烧厂时,周边居民最担心的就是二噁英等有害物质,担心烟气影响健康。可这两年,随着技术迭代,焚烧厂的工艺体系越来越完整,机械炉排炉为主、烟气多级净化、智能控制、残渣资源化等环节成熟度提高。行业里常用的一个说法是:相关排放指标明显优于更严格的标准,并且二噁英含量可以做到远低于国标和欧标的水平。技术把“恐惧”压下去之后,剩下的就更现实了:能不能赚钱。
但赚钱并不等于长期健康。产能过剩带来的风险是持续性的:一旦垃圾不够,关炉就会成为现实选项,然而关炉不是按个按钮就能解决的问题。长期来看,关炉、重启的成本极高,还会影响地区垃圾处理的连续性。更关键的是,社会层面一旦形成“谁都能建、但不一定有量”的节奏,会让治理成本转嫁到更复杂的地方。
说到底,“挖陈年垃圾”并不是一件浪漫的环保故事,它更像一个提醒:城市治理并不是把垃圾清走就结束了,而是一个持续动态的系统工程。你以为解决了“垃圾围城”,行业却在用另一种方式解决“垃圾不够烧”的矛盾。对公众来说,我们看到的是干净;对行业来说,他们面对的是利用率、成本和政策边界。两边的视角不在同一条路上,于是就会出现这种让人愣一下的反差。
而对那些还在运营的垃圾焚烧厂、对那些被迫在存量与增量之间反复调整的城市管理者来说,现实都只有一句话:炉子不能空,政策不能乱,结构失衡早晚要付出代价。至于最后那160万吨、那410万吨的“地下老垃圾”会以怎样的方式继续参与城市循环,说到底也只是提醒我们——当机制把资源推向某个方向,真正被推着走的,往往是整个产业链的命运,而代价最终也会在更细碎的地方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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