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垃圾不够烧了”，这个话题近日频频冲上社交媒体热搜。从“垃圾过剩”到“垃圾不够烧”，是否属实？原因是什么？垃圾焚烧产业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马科军：目前确实垃圾量不够烧。像我们这个垃圾焚烧厂的线万吨。现在，一天的进厂量大约在2000吨，而年处理量在80万吨左右，从2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陕西西咸新区北控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科军向记者介绍目前公司面临的“垃圾困境”。

　　曾经，“垃圾围城”一直困扰着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如今，垃圾就真的不够烧了吗？来看一组数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2024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初步核算，2024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26236.62万吨，无害化处理能力115.55万吨／日，无害化处理量为26198.58万吨。可见，绝大多数的生活垃圾都已经被无害化处理掉了。

　　而垃圾焚烧厂的运转情况如何呢？记者从前身为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长期从事环保领域固废研究的E20研究院了解到，近两年，国内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0%左右。全国各地区产能利用率在50%以下的处理规模占比为16%。可见，垃圾不够烧的情况是存在的。

　　从“垃圾围城”到“垃圾荒”，中国大概用了20多年时间。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垃圾变少了吗？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给我们提供了一组数字。

　　薛涛：我们城镇地区的生活垃圾清理量是波动中小幅上升的趋势。2019年是3.11亿吨，20年3.03亿吨，2021年3.17亿吨，22年3.11亿吨，23年3.22亿吨。所以它并不是垃圾不够烧的主要原因。

　　薛涛：2019年我们的垃圾焚烧实际处理量是1.35亿吨，20年1.63亿吨，21年2.08亿吨，22年2.32亿吨，23年2.52亿吨。垃圾焚烧的实际处理量是在大幅提升。

　　可见，垃圾焚烧产业的快速扩张才是“垃圾饥饿”现象的主要原因。2023年，生态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926家垃圾焚烧厂，2029台焚烧炉。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从全球来看，中国的垃圾焚烧厂，日处理能力超过110万吨/日，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比例为60%左右，处理规模远高于欧美日三个地区的总和。

　　薛涛表示，我国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运营模式主要是特许经营。这种模式下，地方在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时，当地政府不需要立即支付大额款项，因此项目上的速度就会很快。

　　薛涛：由于垃圾焚烧的商业模式相对顺畅，相对闭环，投融资的结构相对合理，跟政府的边界相对清晰，外包市场化运营也就相对顺畅。自然，产业的力量、技术的转化、制造优势的进入，以及对接资本形成较好的融资结构。也就带来了发展可能会速度非常快，进而可能带来过度发展的问题。

　　同时，这种“饥饿现象”背后还有规划与现实出现误差的情况存在。马科军说，有些城市规划按户籍人口测算，但实际常住人口可能比户籍人口少。有些地方政府为降低垃圾外运成本，倾向于自建焚烧厂，缺乏跨区域协调机制。此外，部分县镇由于垃圾收集率低、填埋处理惯性等因素，也造成了可焚烧垃圾供应量的不足。

　　马科军：一般城市规划配套时，要考虑机组维修时间，设计产能会有一定冗余，以便做到城市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当垃圾出现“供不应求”的时候，国内的垃圾焚烧厂开启了“花式抢垃圾”大战。大量公司积极拓展工业固废、餐厨垃圾、市政污泥等多元垃圾处理服务，提升项目的盈利能力。那么，目前国内的主流垃圾处理方式都有哪几种？面对当下的局面，垃圾焚烧厂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目前，城市生活垃圾的主流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垃圾填埋，另一种就是垃圾焚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显示，200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量占无害化处理比例为85.2%，焚烧比例仅为9.8%；到2023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占比下降至7.5%，焚烧处理比例上升到82.5%。马科军表示，由于垃圾焚烧存在诸多优势，目前已经成为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

　　马科军：这种垃圾焚烧相对于机械填埋的优点，一个是做到了减量化，原来一吨垃圾经过焚烧处理，其重量可以减至25%左右，其中有22%左右的炉渣。炉渣还可以进行综合利用，作为建筑材料；另3%作为危险废弃物进行处置；还有一个资源化，垃圾处理完以后，一吨生活垃圾可产生400多度上网电量，锅炉产生的蒸汽也可对外供热，进行资源化利用；再有就是无害化，焚烧处理可以大幅降低环境污染。

　　近几年，垃圾焚烧产业的技术创新也亮点不断，马科军企业自主研发的自动化燃烧控制系统，能根据垃圾成分自动调节炉排速度和风量，使热效率稳定在85％以上。这套系统让西咸北控每年可多发电1500万千瓦时，相当于节省标煤1220吨。

　　正因如此，我国相关企业、技术、标准等也在加速“走出去”。据E20研究院不完全统计，当前中国环保企业海外焚烧项目建成、在建和签约落地规模已经超过5万吨/日，其中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等地区有较多的项目布局。

　　薛涛：包括对于含水率有一定比例的湿垃圾的适应度，使我们在东南亚，对于这种湿垃圾形成了较好的兼容度和性价比优势，（垃圾焚烧）成为我们走出去的一个优势领域。

　　截至2025年5月底，中国企业参与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含已签约）达79个，项目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和北美洲。

　　一方面是国内垃圾的“饥饿现象”，一方面是出海的强劲势头。这些垃圾焚烧企业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走出去”恐怕不是唯一的答案。仅就国内而言，是否还有市场可以挖掘？

　　相比城市，我国县级、农村地区环境治理的短板显得格外突出。2022年底、2023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个部委也接连发文，释放推进“垃圾焚烧下县城”的信号。

　　同时，马科军表示，垃圾焚烧企业作为城市公益事业，必须存在。那么扩大经营范围也是可以快速解决“燃眉之急”的好办法。

　　马科军：我们可以扩大一下经营范围，像现在的园林绿化垃圾是不是也可以处理，包括部分可燃固体废弃物（如污泥、豁免的医疗废物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目前垃圾量不足的补充。像污泥协同处置，我们现在大约每天还有几百吨的污泥也在处理，都是为了渡过目前这个量不够的难关。

　　实际上，垃圾焚烧厂的前端是垃圾焚烧，而后端则是发电、蒸汽等能源利用。可以简单理解成前端在“烧钱”，后端在“挣钱”。那么，在产能不足的情况下，尽量拓展能源利用的范围和效率也是解决垃圾焚烧产业“饥饿现象”的方法之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鼓励建设绿电直连项目，这有利于推动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

　　薛涛：垃圾焚烧厂也是在积极地开拓更多的、价值更高的能源供给方式。第一个方向就是把电变成汽，现在蒸汽变成了一个相对高昂的服务于工业，甚至包括居民的产品。垃圾焚烧不再发电，把一部分电的供给物转化为蒸汽的供给物、供暖的供给物，可以获得更好的收益。这是垃圾焚烧企业正在做的第一个转型之举。还有把它跟云计算等更昂贵的耗电用户进行直接的利用、循环，也可以获得相对较好的收益。

　　垃圾焚烧发电厂如今从“环境处理者”正在转变为“城市服务提供商”，这个转型正在以“垃圾饥饿”的形式出现，未来，垃圾焚烧发电厂有可能通过城市的能源网络嵌入城市水、电、气、能源等的生命线体系，重构城市软设施产业价值链。

　　垃圾不够烧，产生的根本原因不要回避，我认为其实质完全是产能严重过剩问题（上文说过剩40%左右）。那么怎么会造成严重过剩的那？既然不是垃圾产量问题，那就是垃圾焚烧设施建设过度问题。那么怎么会造成建设过度的那？答案是规划出了问题，垃圾焚烧设施完全是公共服务设施属性，即便是BOT模式，但应该还是政府规划性质，造多少、产能保持平衡应该是非常科学地去规划，文中说企业投资过于积极，我认为不对，一是这是政府规划，二是政府要保底补贴的、部分收入是财政性质，三是最终过剩浪费的归结还是国家财政和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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